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了,那时我还年幼,当然一无所知。直到1940年开始上小学,才有了些模糊的记忆,只记得日本飞机经常来空袭,全城人躲避空袭,四个城门有警察把守,只准出,不准进,紧急警报后,街上不许人行走,有时一躲就是几个钟头,这可苦了我们这群小学生娃仔,因为小学设在城外,戒严超过中午,我们进不了城,回不了家,肚子饿得呱呱叫,城外又无零食可买,有些胆大的高年级同学,则冒险爬城墙进去,或是趁守城的警察不注意,偷偷地溜进城去。
战火越烧越旺,离家乡越来越近,1944年我已十岁了,稍为懂点事,听大人说,日本鬼子在占领了华北、华中广大地区后,即大举向湖南进军,长沙沦陷后,国民党军队组织了“衡宝战役”,但缺乏战斗力,8月8日,衡阳被日寇攻占,日军就兵分两路,一路沿粤汉线南下打广州,一路沿湘桂线进攻广西,首先打开入桂门户的零陵、东安等县,地处湘桂交界的永明也就惶恐不安,岌岌可危了。
一批批从长沙、衡阳等城市逃出来的难民,挑上箱子背包,长途跋涉(因零陵以下未通汽车),逃到这边远的山城来,使这个昔日宁静似“世外桃源”的永明县城,也骤然热闹起来了,到处摆卖衣物、细软,以换取粮食度日,祠堂、破庙都住满了人。接着,一批批国民党的兵退下来了,尽管他们在火线上吃了败仗,但缩到永明来后却趾高气扬,凭着五尺吹火筒(群众戏称他们的步枪),在街上耀武扬威,横行霸道,无所不为,但是他们好景不长,由于日寇在他们后面追来,他们也就很快望风而逃了。
空中经常有敌机侵袭,有时一天放二、三次警报,那时没什么防空知识,敌机来了人们也不知害怕,不躲避,甚至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抬头看飞机,觉得很新奇,所幸未被轰炸。
原来永明人估计,日寇沿着湘桂铁路直插广西,永明地处偏僻,又没通汽车,哪有放弃大道不走而走小路之理,哪知日寇于9月13日攻占零陵、冷水滩后,主力部队沿着铁路挺进,却派出一股侧翼部队进攻道县,因此永明就紧张起来了。人们纷纷向四乡下疏散财物,自卫队也装模作样地在县城的四周修了几个地堡,街头路口设了岗哨,县政府还煞有介事地组织民工破坏公路,每隔二十米挖一个横跨公路的三米宽二米深的沟,试图阻止日寇沿马路前进的步伐,其实那是徒劳无益的,因为经过永明的只是步兵或少数骑兵,没有机械化部队,因而不起作用,日寇的铁蹄,仍从公路两侧的田地里,踩出另一条路,继续前进,倒还增加了对农田的残踏。
9月下旬(约20日)快邮代电传来日寇攻陷道县的消息,这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永明县城,因为道县县城距此仅七十多华里,走路只需大半天,骑马只需几小时即可到,在那无兵抵抗的态势下,人们怎不慌张呢?县长已携带家眷和亲信去黄甲岭了,于是整个县城像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孤舟,人们纷纷挑上行李逃往乡下。我家也就随着逃难的人们匆匆而逃。首先选择的是外婆家的寺下村,那里距县城有三十华里,我们一早动身,由于公路挖坏了,所以行进缓慢,将近中午才到了夏层铺,这是通往广西大路上的一个小镇,距离寺下村有3里路,再走半小时才到家,见了外公外婆一家,他们又惊又喜,立即腾出房子,把我们安顿下来。
寺下村背靠后龙山,山上绿树葱茏,村庄四周有一丈多高的石墙围住,西南角有一寨门与外界相通,寨子前面是一派广阔的田野,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寨边流过,这是全村人饮水,洗衣的水源。村前一里路与月亮塘,湖田遥遥相望,右侧山麓边是水源头村,中间隔有白云寺,与邻村鸡犬之声相闻,田连阡陌,共饮一条河水,气候凉爽,村东头有一湾大约十余亩的池塘,主要是种藕。外婆家坐落在村东头,家有一个小花园,园中有口小池,小池与大藕塘的水是相通的,可以在那里洗衣、挑水灌溉。园地上还种了一些蔬菜和几株果树。我们一到那里,总喜欢到园中去玩,全不理会外界的硝烟。
但是,我们住了没多久,日寇占领县城后,铁蹄又跟踪而来,他们沿大路经过夏层铺、桃川、过龙虎关进广西,在夏层铺扎下了据点,经常下乡来抢劫、骚扰,寺下村也不安宁了,于是我们又收拾行李,向山村动週转移,动週距离寺下十多里路,要翻几座大山,而且多是羊肠小道。所以日寇暂时还不来搜山。我们在动周村租了一间民房住下,这个村有一百多户人家,过着幽静的生活,住下后不久,我们和当地居民又混熟了,孩子们经常在一起打鱼,捞虾,放牛,砍柴,大伙儿无忧无虑地玩耍,还以为是串亲戚呢!哪里知道,这是在避难,在几十里外的故乡,已经沦为敌占区,家里不知糟蹋成啥样子了!?当时民众没有组织起来,似一盘散沙一样,只要听到有鬼子搜山,即使是一、二个散兵,全村几百人都四散奔逃,往山上跑,有时是风声鶴唳,只要听到传说,根本没看到兵,也跑起来,结果是一场虚惊。听说有个别胆大的村民,夺了鬼子的枪,并将他杀死,日兵马上出动大队人马,寻找失踪人员,如在哪个村附近发现了死者,那个村就会遭扫荡,实行“三光”,所以,后来人们都不敢冒这个险了,并互相告诫着。驻扎在夏层铺的日本兵,对平原的村庄洗劫一空后,就开始搜山了,距动週不远的带下遭劫了,消息一来,动週也人心惶惶,有一天,听说鬼子进山了,我们也就和村民一起跑到村后的山上,但却未见鬼子来,又是一场虚惊,以后隔几天又跑一次,不跑又怕真的来了。这样的跑也不是办法,于是几家逃难的人在一起商量,还是转移到别的地方为好,派人去找转移点,结果发现,距此3华里的一个小山村——梨木塘较好,因为去那里还要走羊肠小道翻一个山,非常隐蔽,于是我们几家难民又向山村转移了。
梨木塘村位于四周高山环抱、方圆不到一平方华里的小盆地里,只有十多户人家,竹篱茅舍,村边有一口池塘,塘边有几株梨树,梨木塘村因此而得名,从这里去外界都要翻山越岭走半天,所以外人很少来这里,似是个“世外桃源”。我们来后,人口几乎多了一倍,打破了山村的宁静,但过不久,又听闻接近平原的几个小山村也被劫过,这里虽然比较偏僻,但也不可麻痹大意,要有备无患,怎么准备呢?再搬一次家吗?那是不可能的,因此地已是尽头了,只有硬着头皮住下去。为了安全起见,我们与村民合计,白天派人去山口放哨,如发现敌情,就通知大家到山上躲。在村后山腰有一个岩洞,我们都把行李藏在洞内,进洞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盘山而上,中间要通过2米长的悬崖绝壁,只有一条独木桥接通,人要紧贴山壁才过得去,如果鬼子来了,等待村民都过去了,然后将独木桥拉到自己这一边,鬼子就无法上来了,如果他们敢于向上爬,人们就从山顶上滚下巨石,将他们砸个粉身碎骨。
在此期间,日寇不断地过境,他们战线太长,兵力不足,没有放兵员驻守县城,于是由他们一手操纵,成立了“维持会”的傀儡政权,替鬼子派款,征粮,拉夫,为虎作伥。沦陷以后,当时的盟国——美国飞机常来轰炸,企图炸日寇,炸民房,实施“焦土抗战”,其实,一个日寇也没有炸倒,老百姓倒死伤不少,城里烧了几条街,大火数日,火光冲天,我门在几十里外,登上山顶遥望家乡,在黑夜里,火光映红了半边天,大家担心的是,自家的房屋是否被烧了?通往广西的大道上的各村镇也都被炸了。
10月份,日寇过境完了,于是逃到四乡的人,又纷纷回到城中去。我家先移居到寺下村,我和妹妹留下,父母则先回城去,看出没什么危险了,才让舅舅送我们回去。在回城的路上,看到劫后的国土,竟是凄凉满目,田园荒芜,人烟稀少,沿公路的村镇,大都被炸毁了,到处是残垣断壁,大桥铺村竟被烧个精光,成了一座废墟。公路旁的田地里,山坡上,每隔十多米就躺倒一具死尸,有的断腿,有的还被反绊着,臭气熏天,惨不忍睹。我们走了半天,才到了县城边的三元宫路口,见几个国民党兵站岗,端着枪,拦住了去路,令我们放下行李,接受检查,所有箱子都要打开,幸好我们带了钥匙开了箱,否则箱子就会被砸毁,开箱后,他们翻了一番,没发现什么,才放我们进城。我们进城一看,更是满目凄凉,被炸的西正街,危房耸立,摇摇欲坠,有的木料还在冒烟,散发着一股焦烟味,西门外的街道几乎烧光了,可怜那些无家可归的人,只有栖身于庙宇,祠堂,或搭个茅房暂住。
11月的一天,有消息说,又有股日寇到道县了,人们已吃过一次苦头,谁敢不跑?于是又开始了第二次大逃难,我家吸取上次逃难的教训,不能再去寺下村了,得改变另一个方向,到八都去。父亲暂时留在家中,我与母亲和妹妹,先去十五里地的唐家村。一清早,我们就带上行李,随着逃难的人流,出城后,向西北方向奔逃,当走到八里路的新凉亭时,突然“叭”的一声枪响,划破长空,从县城方向传来,这意味着鬼子进城了,于是逃难的人群顿时骚动了起来,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,近中午时才到了唐家村。该村离公路约一华里,是在田野中,周围没有山,有一条大远河从村边流过。我们借住在一家姓周的农户的牛栏楼上,用干稻草打地铺,一家人都挤睡在那里。安顿好之后,我到村边瞭望,公路上仍行进着逃难的人群,络绎不绝。父亲也逃奔来了,据他说:他爬上屋顶,可以远远地看到河南岸的情况,日兵从白水过来,到车头时,向河北开了几枪,河北的地方武装还击了几枪,日兵也不理会,径直开向五里牌那边去了。人们估计,这只不过是鬼子的小股过境的部队,一时还不会下乡来骚扰,故平静了数日,但一周后,有一股鬼子越过新凉亭,去同岩村骚扰,还叫嚣要找花姑娘,闹得鸡犬不宁。那里距唐家村仅五华里,以后难免不来骚扰,人们不得不向更远的山村转移,我家干脆逃得远远的,去到离城30华里的大宅腹,大宅腹是江永县(原永明县)最北端的一个偏僻的小村,三面环山,瀟水的一条支流大远河就发源于这里的大溪源,河床很浅,布满了卵石,涨洪水时奔腾咆哮,但枯水时可涉足过河。从大溪源翻过几座大山就是道县。这个村后有一大片树林,树木茂盛, 遮天蔽日,山风吹来,林涛呼啸,就似千军万马一般。山底有一个洞,一股泉水从洞中流出,在洞口成一深潭,潭水满后溢出,成一条小渠流经村旁,是群众饮水,洗衣,洗菜的水源,水清见底,有鱼游来游去。小渠从门前经过,所以取水很方便。屋后有一个大菜园,桃子、李子、柚子、桔子、棕榈等,错落有致,园中还有一口半亩大的池塘,养了鱼,生活过得倒也愉快,粮食是不成问题,肉类在三天赶一次圩的圩上可以买到,自己养鸡,生蛋,种菜,基本上可自给自足,但缺乏食盐,自日寇占领两广后,切断了沿海与内地的交通,盐的来源也就断绝了,只有少量由盐贩运来,价格贵得惊人,当时法币已不使用,只能以物易物,一斤食油换一斤食盐或五斤米换一斤食盐,有的甚至一只鸡才够换得一斤食盐,到后来完全枯竭,无论什么东西都换不到食盐了,没办法,我爸只有叫我舅舅到广西朝东乡去买一些食盐,经一百多里路挑来接济我们,无异于“雪中送炭”。那时照明也是个大问题,洋油(煤油)只有富裕人家才用得上,但打仗后洋油也断绝了,只有点茶油或桐油灯,桐油冒一股黑烟,臭味难闻,贫苦人家只有点松香照明,因此晚上四下一片漆黑,从狭小的窗户透出一点微弱的亮光,就像萤火虫似的,人们都围坐在火塘旁边烤火聊天,妇女们做点手工(如纳鞋底之类)。由于这样的冷落,荒凉,空虚,所以深山里的老虎常窜到村子里来,咬死猪后把它叼走,人们无可奈何,只能敲打脸盆、锅瓢吓唬它,把它吓跑。
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,县政府不知躲到那个山沟里去了,乡公所,保甲制度全部瘫痪,于是乡下成了无政府状态,土匪丛生,趁火打劫,特别是在边远的山村,更是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,人心惶惶,对于手无寸铁、毫无自卫能力的百姓来说,不用说带枪的,就是一把长矛大刀,也会镇住一群人,所以经常发生打家劫舍,谋财害命的案件,一听到一点风声,惹不起还躲得起,向临近的大村屯靠拢,想靠大村的人多势众来壮胆吧!估计土匪不敢贸然前来,那里的房子都是木板房,我们到大姨的亲戚家里,在楼板上用稻草打地铺,马马虎虎地过了一夜,第二天才知道土匪并没有来,只是一场虚惊,我们又回到原地继续住下。
1945年日军攻下广西后,接着进攻贵州,兵员都上前线去了,在江永县,因地处偏僻,未留下兵员,只有由伪政权“维持会”管理地方事务。我们在唐家村凑合着过了个简朴的春节,节后父母回城去了。3月份各学校开学,我已辍学了一个学期,不能再中断下去了,只有到二公里外的大远乡中心小学就读,每天早出晚归,中餐带饭在学校吃,下午四点钟就放学,从田间小路上,背负着西下的夕阳,漫步走回家,在那里读了一个学期就达到小学毕业了。
1945年8月15日这天,突然传来日寇投降的消息,开始人们还不大相信,直到证实后,人们才欣喜若狂,放鞭炮庆祝,四乡的难民挑着行李回城了,县政府也不知从那个角落里又钻出来了。县邮政局被烧了,租了一间民房作办公室,全县与外界联系的唯一的一部电话机也安起来了。 人们欢庆胜利,但不知胜利是怎样得来的,听说是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,日本就投降了,这是不符合实际的,直到解放后,才懂得了历史的真相。我在想,我们一个泱泱大国,竞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搞得一塌糊涂?这不值得反思吗?我在此不是写历史,更不是评价历史,只把我的亲身经历,耳闻目睹的事实真相记述下来,给下一代人了解实际情况,不忘国难,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,永远过上和平、安宁、幸福的生活。
(温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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