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我对恋爱毫无准备之际，夏明震和衣躺在了我的床边，可畏的人言使我感到屈辱；夏明震跪在我面前说：“我是真心爱你的”，我的心一软，形成了我的第一次婚姻
常言道，物以稀为贵。农民运动讲习所只有我一个女生，还没等毕业，就有许多单位来联系要我。
因为我是党员，我服从组织的决定，首先是到农民协会做专职的妇女干事；其次是接受警察大队的聘请，做政治助理员，算是正式的军官，每月有50块大洋的薪水。
当然，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衡阳农民协会。作为专职的妇女干事，我就住在妇女部机关的房子里。
正是这座房子造就了我的第一次婚姻。
说来话长。尽管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，但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外还是保密的。为了便于工作，衡阳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只有3位同志。一是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同志，化名王达山。二是负责妇女工作的朱石君同志。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后成为我丈夫的夏明震同志。我与他的结合并不是自愿的，完全是舆论所迫。
那时我才16岁，刚从讲习所毕业，满脑子都想着工作和事业，根本没考虑那事，甚至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意识都没有。
我所办公、居住的那所房子，表面上挂农民协会妇女部的牌子，但实际上是湘南特委的一个秘密聚会地点，特委的几个领导经常在此开会、研究工作。夏明震是组织部长，经常找人来谈话。夜深了，我便先睡。他们开他们的会，开完了就走，那是常有的事。
那时，正是大革命的鼎盛时期，湖南的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，广大农民在乡间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吓得地主都逃到城里藏身。他们恨透了农民运动、恨透了共产党。他们网罗地痞、流氓、土匪，在衡阳郊外建立反动武装，扬言要攻打衡阳城，杀害工会、农会负责人，放共产党人的血。因此，衡阳决定戒严宵禁。
有一天夜里，夏明震召集会议，一直开得很晚。像往常一样，困了，我就先睡了。半夜里，醒来一翻身，发现有个人靠在我的床边躺着呢，原来是夏明震。我把他推醒，问他：“他们都走了，你为什么不走？”“我的住地远，外面戒严我回不去了。他们有的住得近，有的另外找到了地方，我没处去，只好在你这里靠一靠，天一亮就走。”
我见他是合衣睡，连被子都没盖，且无恶意，也就没理会，翻个身又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没叫醒我就走了。
早上起床我也没在意这事。吃早饭时住在我隔壁间的总务处长宾利用见到我笑嘻嘻地问：“昨晚过得一定很高兴、很愉快吧？”
我一下子意识到他指的是什么，顿时感到了莫大的委屈和耻辱。下午夏明震来找我解释，我不听，把他赶了出去。
后来，他找了妇女主任龙淑同志来做我的思想工作。她说，现在这事已有很多议论，你怎么解释人家也不会相信，这已经是骑虎难下了。夏明震原来也没什么思想准备，但他对你的印象很好，现在革命者讲自由恋爱，他愿意同你结合，我看你们俩就结婚算了，我给你们做介绍人。不然你怎么办，舆论对你不利。
她还告诉我，夏明震出生书香门第，祖父是做官的，母亲是大地主家的小姐，读过不少书，懂诗文。夏家兄妹5人都投身革命(后来都为革命英勇捐躯，夏明震有个哥哥，便是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，杀了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”这首著名的就义诗的作者)。夏明震曾由母亲作主订过一门亲，女方大他好几岁，念过一些书，当时正在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。夏明震对她并不满意，正和三女师范的一个女生自由恋爱，那女的追他追得很紧。
说实话，当时我对夏明震并没有太多的好感。虽说他年轻英俊、才华横溢，但讲话老是慷慨激昂，像个演说家。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，锋芒毕露，所以印象并不是很好。相比之下，我对总队长赵伯诚印象更好些。赵队长军事过硬，为人稳重、含蓄。那时他30多岁，已经成家，妻子是三女师范的学生，他们是自由恋爱。来往信件很多，双方感情很好，我对他很尊重。
一天早上，我刚起床开门，夏明震就冲了进来，抓住我的双手动情地说：“我是真心爱你的，你就不要拒绝了，同我结婚吧！”
说着说着就在我面前跪下了。
看着他那样苦苦地哀求，我的心也软了。
婚礼是那样的简单，没有仪式，没有酒宴，也没有鞭炮。当时正处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前夕，衡阳的斗争形势相当紧张。夏明震在组织部机关住，那是一个很秘密的地方，能到组织部去的大概也只有几个人。我们订好一个日子，就悄悄地搬到他那儿去住了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买了一些喜糖、花生、瓜子、糕点放在小桌上，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，就算是结婚了。
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婚姻，它是那样的偶然，又是如此的简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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